个人所得税赡养老人扣除金额问题及法律优化路径分析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剧，家庭养老压力日益凸显。代独生子女逐步进入中年，面对“421”家庭结构（即四位老人、一对夫妻、一个子女），赡养责任更加沉重。在此背景下，个人所得税（以下简称“个税”）专项附加扣除中的赡养老人部分，逐渐显现出额度不足、覆盖范围有限等局限性。对此，法律界和税务部门需从制度设计、政策优化等多维度入手，构建更具针对性的家庭养老支持体系。

当前赡养压力与个税扣除现状

“421”家庭结构在我国城市地区愈发普遍。数据显示，许多中年人不仅要承担房贷车贷等经济压力，还需供养年迈的父母和岳父母。以北京某科技公司员工张三为例，其月收入为3万元，除去基本生活支出外，需为两位老人的医疗费用、护理服务等支付约50元/月。

按照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的规定，纳税人赡养一位或多位被赡养人的支出，在一定标准内可享受税前扣除。具体而言，纳税人为年满60周岁的父母或其他法定赡养人（如岳父母）支付的生活费用，每个被赡养人每月固定的扣除限额为20元。若多个赡养人共同分担，则按人数计算。

这一扣除标准与当前老年人口的养护成本相比明显偏低。张三所在公司为其缴纳社保公积金后，其每月税前收入约为2万元。按照3%、10%等税率档次计算，若不考虑专项附加扣除，其应纳税所得额约为50元，实际缴税约480元。若按现有赡养老人扣除规定（即两位被赡养人合计每月可扣除40元），则其应纳税所得额将减少至360元，缴税减少约240元。显然，这一减负力度与实际需求差距显着。

个人所得税赡养老人扣除金额问题及法律优化路径分析 图1

赡养老人个税扣除优化路径

为缓解家庭养老压力，提升税制的公平性和针对性，法律和社会学者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优化赡养老保险政策：

（一）扩大赡养支出扣除范围

现行个税法仅将父母及子女已故的祖父母或外祖父母纳入赡养支出扣除范围。基于当代家庭结构的变化，可考虑拓展至被赡养人包括配偶父母、长期共同生活的其他近亲属等。事实抚养关系的确立亦应纳入考量。

（二）提高扣除额度并设置动态调整机制

目前，每位被赡养人的月扣除限额为20元/月，此标准自2019年实施以来未曾上调。考虑到医疗费用、养老服务价格的上涨趋势，建议将扣除上限提升至30元/月/人，并建立与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挂钩的动态调整机制。

（三）推行分级累进制扣除模式

可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对赡养支出采用分级累进扣除法。

当纳税人月收入不超过80元时，扣除标准为20元；

月收入在80元至30元时，扣除标准提高至40元；

超过30元部分，则按照实际支出的一定比例（如50%）扣除。

（四）明确界定扣除条件与执行口径

需要进一步明确以下关键点：

1. 被赡养人的认定标准：除法定赡养人外，是否包含事实赡养关系？

2. 扣除额度计算：是否允许多个被赡养人共享同一扣除标准？

3. 与其他扣除项目的冲突处理：如已享受住房贷款利息扣除的家庭，能否享受赡养老人专项附加扣除？

税务部门应加强政策执行的指导和服务，确保纳税人能够准确理解并合规享受优惠政策。

法律和社会支持体系的构建

在优化个税制度的还需要其他配套措施共同发挥作用。

（一）完善社会基本养老保险

建议通过立法确立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长期稳定来源，并适时提高基础养老金标准。“以房养老”、“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等创新模式的发展，也需要政策引导和法律保障。

（二）推广商业养老保险

鼓励保险机构开发适老型商业保险产品，在税收优惠、服务便利等方面给予支持。譬如对商业养老保险的纳税人可按实际保费支出的一定比例给予个税扣除。

（三）加强家庭能力建设支持

通过建立家庭综合减税机制，为承担赡养责任的家庭提供更多元的支持。在教育费、医疗费等其他专项附加扣除政策设计中体现对老年子女家庭的倾斜。

个人所得税赡养老人扣除金额问题及法律优化路径分析 图2

个人所得税作为调节社会财富分配的重要工具，其专项附加扣除政策的优化将有助于缓解当代家庭的养老压力。通过扩大扣除范围和完善税率结构，不仅能在短期内降低纳税人的负担，更能引导形成尊老养老的社会风尚。期待通过社会各界的努力和持续的改革创新，使个税制度更好地服务于民生保障和社会治理大局。

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赡养老人专题的税法优化工作仍将持续深化。建议由财政部、税务总局等部门联合开展专题研究，建立常态化的政策评估机制，并广泛征询社会公众意见，确保各项改革举措更贴近实际需求、更具操作性。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法律制度和政策措施的共同作用下，我国的家庭养老负担将得到有效缓解，社会保障体系也将日趋完善。

（本文所有信息均为虚构，不涉及真实个人或机构。）